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提升种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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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12

时代变迁,语义沿革,推导置换而形成了现当代“书法自古为文人末技”的书学理念。

  2013年,由新当选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名,经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投票决定,楼继伟于3月16日正式出任财政部部长,时年63岁。  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当日,肖钢被宣布履新证监会主席。9天后,马兴瑞转任工信部副部长。当年4月,7人之中唯一的“60后”,被称为“兵工少帅”的张国清赴重庆任副书记。许达哲步入政途略晚,他于2013年11月,接任马兴瑞调往广东后任工信部副部长一职。

  没想到,红军后方小组长熊太阳带领的第4攻击小组反常规实施穿插渗透,利用田间小路接近蓝军核心防御区域,恰好与乔装打扮的蓝军指挥员正面相遇,熊太阳带领小组成员迅速上前合围,蓝军指挥员当场被捉。破袭战斗、阻击战斗、追击战斗、遭遇战……双方越打越真,实战味越来越浓。基地组织毕业学员连续9天徒步200余公里,既练脚板也练大脑、练思想,既练指挥也练战斗意志。演练为提升学员的基层岗位任职能力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基地按照实战化要求培训空降兵基层指挥员探索了经验方法。

  市场人士认为,特区政府此举释放了积极信号,对香港抑制房价有一定作用,但不会导致短期供应大增和楼价明显回调。  据了解,香港近年已落成但仍未售出的一手私人住宅单位数目持续上升,由2013年3月底约4000套增加至2018年3月底约9000套。在目前房屋供应短缺情况下,特区政府需要推出有效措施,促使开发商加快一手私人住宅单位的供应。  特区政府的该项《差饷条例》修订建议,将要求获发占用许可证达12个月或以上的一手私人住宅的业主(主要为开发商)每年向政府申报住宅使用情况。

  3名参与去年实习计划的大学生现场分享了赴内地企业实习工作的感受和经验。  香港树仁大学学生吴玥鼓励即将出发的同学珍惜这次机会,把握当下,努力拼搏,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去年赴深圳实习的香港大学商学院学生陈凯荣表示,这次实习在丰富工作经验的同时,也为他提供了与内地同事相处和交流的机会,让他了解国家的发展状况、内地的生活情况和内地人对香港的看法。他说,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推进,香港青年将迎来重要发展机遇。

    今年5月,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批准了选举委员会递交的文件,决定于7月25日举行国民议会选举,产生巴基斯坦新的执政党或执政联盟,并在此基础上组建新一届政府。(完)  公报说,美国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征收高额钢铝关税,这个理由“站不住脚”。今年3月,瑞士已与美方交涉,希望能得到豁免。随后瑞士又向美方正式提出申请,但均未得到美方回应。

  遇到年轻妈妈带小朋友下楼梯,李云帮助她们安全到站台。1月13日春运首日,李云巡视候车室发现一个十多岁的女孩带着一个四五岁男孩在候车室徘徊,一会说要去北京找妈妈,又说要去西安找外婆。李云通过小男孩书包上幼儿园名字联系到家长,得知女孩因为和家人吵架要带弟弟离家出走,她一边为两人买来食物和玩具,一边让她家人尽快赶到车站,把孩子安全接走了。

  万里长江第一塔——安庆振风塔,是阴衍兵每天都会经过的“风景”。远远地望着振风塔,他深情地说安庆是他的第二故乡。

图为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分组审议种子法修订草案。

(资料图片)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在这个万物生长的时节里,种子法迎来了施行十五年来首次大修。

其中,如何完善我国育种创新体制机制的问题备受关注。

近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分组审议种子法修订草案时,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鼓励种子企业自主创新,充分发挥其市场主体作用,不断提升我国种业竞争力。

完善创新体制是修法关键点“种子法从八个方面进行修改,其中最重要的是种子育种创新体制机制。 ”辜胜阻委员说,种子是农林科技进步的重要载体,我国要从农业大国变成农业强国,种子的作用至关重要,而育种创新的关键是科研体制。

农业科研投入不足是我国种业科技创新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我国农业科研投入强度不高,科研投资规模不能适应新时期科技创新任务的需要。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研究表明,当一个国家农业科研投入强度达到2%左右时,该国才能真正进入农业科技自主创新阶段。

按照我国目前的农业科技强度,农业科研活动大多还停留在模仿创新和引进创新阶段。

对此,辜胜阻认为,完善育种创新体制机制非常重要,并用一串数字说明了我国农业科研投入偏低的现状。 他介绍,我国在农业科技上的投入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4;荷兰的一家种子公司,它的研发投入相当于销售收益的14%,比例相当高;我国前50强种子企业科研投入共计12亿元,而美国孟山都一家公司的研发投入是我国前50强种子企业研发投入总和的倍。

鼓励种子企业自主研发创新当前,我国农作物种业科技创新体系以科研院校为主,种子企业尚未形成自主创新体系。

罗清泉委员建议,进一步加强对种子企业的扶持力度,支持其做大做强,发挥其市场主体的作用。 罗清泉指出,我国种业竞争力弱、育种创新能力弱,种子企业发展严重滞后、市场主体发展严重滞后是一个重要原因。 他介绍,目前我国80%以上的农作物品种由科研和教学单位选育,商业性的品种80%是科研和教学单位、高等院校选育,而全国5000多家种子企业选育的新品种不到20%。

“应通过这次种子法修改,引导改变种子企业发展这一现状。 不仅要支持现有种子企业做强做大,而且要鼓励引导社会资本进入种业,鼓励现有种子企业联合重组。 要通过法条修改,促进市场主体发展,并支持他们逐步成为创新主体。

”罗清泉说。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李登海对此表示赞同。 他提出,现在种子企业品种选育迅猛发展,法律应突出种子企业是品种选育的主体,同时要鼓励和支持种业公司研发创新,提升其创新能力。

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衔接当前,我国部分育种科研项目与生产实际需要存在脱节现象。

由于育种科研体制与机制的原因,不少种业科技成果是为了完成课题、项目任务而完成的,育种成果停留在论文阶段,有突破性的原创性育种成果少,真正能转化的育种成果只有30%左右。 辜胜阻指出,我国种子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如何加大转化力度、调动研发人员积极性是关键,这方面政策还有一定缺陷。

他认为,要对育种成果转化、成果产业化给予大力支持,提高种子科技成果转化比例和程度,这样对农业科技成果的支持才有坚实基础。

辜胜阻还提出,种子法修改一定要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相衔接。 他说,种子法修订草案第十二条规定,国家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种业技术创新项目和经费分配、成果评价的机制;第十三条规定,由财政资金支持为主形成的育种成果的转让、许可等应当公开进行,禁止私自交易。 这些条款都应该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律衔接好。 项目经费不应只由市场决定种子法修订草案第十二条规定,国家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种业技术创新项目和经费分配、成果评价的机制。 对此,一些常委会委员提出了修改意见。

许为钢委员认为,育种是一个超前的工作,品种选育面向十年以后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甚至是环境持续发展的需要。 当今市场对育种项目的研究确有一定程度影响,但不是主流。

所以,项目经费决定机制简单套用“市场决定”的提法不够确切。

他建议将该条款中的“由市场决定”修改为:由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环境可持续发展需求和市场需求决定。 莫文秀委员也对该条款提出了修改意见。 “我认为规定由市场决定是必要的,但种业技术创新项目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林业发展,仅由市场决定,没有政府监督,是不够的。

”她建议,在“市场决定”后面加上“政府监督的种业技术创新项目和经费分配、成果评价的机制”。 杜黎明委员建议,进一步明确国家的育种责任。

他说,之所以强调国家育种责任,因为种子是重要的战略资源。 据统计,优良品种的选育和推广,对我国农业生产的贡献率达到了43%。

这次修法虽然在育种方面提出了市场导向机制、支持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鼓励种子企业、财政资金支持四项措施,但是对国家育种责任规定得不太明确,没有规定政府应设立农作物育种机构从事基础性和公益性育种科研。 杜黎明说,为尽快改变我国在主要农作物种子选育落后于发达国家、国外种子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局面,提高我国农业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建议进一步细化种子法修订草案第十二条、第十三条。

他认为,应该明确国家和省、市科研院所和企业育种的责任分工,推动形成国家主导基础性、探索性、前瞻性的公益性研究,企业主导商业性育种研究的格局,鼓励国家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大型种子企业联合培育农作物新品种。 (本报记者李想)。